國家實驗室是一個國家最高科研力量的“國家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中國正在積極穩妥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
我們今天刊發一位中國學者在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見聞。國家實驗室是一個國家最高科研力量的“國家隊”。在中國科學界，國家實驗室建設尤其受到關注。部分原因在于，科技部自2000年開始試點國家實驗室的探索和實踐工作，先后批準試點建設7個國家實驗室，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實驗室進入籌建階段，但十幾年后，這些籌建中的國家實驗室仍未摘掉“籌”字，可謂一“籌”莫展。最近幾年，科學界不少人士提出過對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建議。
2016年1月至今，作為清華大學與斯坦福大學聯合培養的博士后，我進入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簡稱“LBL”)開展研究工作，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個大名鼎鼎的研究機構的運行。在這里，我的具體工作是利用先進光源設備，研究儲能電池材料的機理。
在科學界，LBL幾乎相當于“卓越”的同義詞。作為美國國家實驗室之一，與之相關的榮譽燦若星辰：13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15位科學家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勛章，1位科學家獲得美國國家技術創新獎章，70位科學家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我的合作導師、斯坦福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沈志勛先生一次與我談話時提到，LBL的運營模式在美國國家實驗室中極具代表性。他的這句話使得我對國家實驗室的運營模式有了特別的關注。
國家實驗室是不是“金飯碗”
正如人們所知，國家實驗室作為一種世界通行的科研基地形式，興起和發展于二戰前后，圍繞著國家使命開展基礎性和戰略性科研任務，通過多學科交叉協助，解決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問題。
國家實驗室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政府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批準建立了15個國家實驗室，然而基本仍都處于籌建狀態。
直到今年1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科技部部長萬鋼提出，2017年將按照“成熟一個、啟動一個”的原則，在重大創新領域啟動組建國家實驗室。在我的理解中，這意味著今年中國的國家實驗室將要掛牌，要摘掉“籌”字的帽子。
作為一個科研工作者，我關心的是，我們的國家實驗室到底如何運營？每年能拿多少經費？我們這些人能不能用上國家實驗室？
恰巧，3月份，我所在的先進光源實驗室(Advanced Light Source，簡稱“ALS”)接受美國能源部的考核，以郵件形式向所有實驗室相關人員披露了《ALS向美國能源部提交的匯報材料》。結合我的見聞，我想談談我眼中的國家實驗室運營機制。
和眾多初到者一樣，我一度對LBL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關系感到困惑。LBL隸屬于美國能源部，但有意思的是，美國能源部并不實際參與實驗室的運行工作，而是由加州大學負責管理。LBL的主任由加州大學董事會任命，并向加州大學校長報告工作，約20多名能源部雇員進駐LBL，行使聯邦政府對LBL的監督工作。這就使得LBL在管理上，擺脫了行政力量的過度乃至盲目干預，而相對獨立地依據學術規范進行專業運營。
這種管理模式使得大學與國家實驗室形成了有效互補關系，兩者可以各自發揮所長開展合作研究。在加州大學系統中，與LBL聯系最為密切的是伯克利。天然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得兩者密切關聯：2015年的數據顯示，有超過200名LBL的研究人員在伯克利兼任教授，500多名伯克利的學生在LBL開展研究，LBL有力地提升了伯克利的研究水平，甚至有人稱是LBL成就了今天的伯克利。這種說法雖看似夸張，但我個人覺得并非全無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LBL看似由加州大學代管具有“想當然”的合理性——歷史上，實驗室創始人、諾貝爾獎得主歐內斯特·勞倫斯為伯克利教授，且地理上兩個機構又如此接近——然而在制度設計上，卻存在著競爭淘汰機制：美國能源部每5年對加州大學進行一次考核，評估LBL的管理水平和產出質量。準確地說，加州大學之所以能代為管理LBL，不僅是歷史或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管理。而一些國家實驗室則在過去發生過“不幸”易主的局面，比如：2006年，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不再由加州大學管理，改由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安全公司主管；同年，阿貢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方也由芝加哥大學變更為芝大阿貢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淘汰機制打破了第三方機構永久持有“金飯碗”的幻想，有利于提升國家實驗室的管理績效。
科學家為什么不去“申請項目”
LBL規模有多大？它現在有3304名雇員。按照美國能源部的規劃，國家實驗室應當更注重科學領域的交叉點，而不是各個學科內部；國家實驗室的價值，在于它們能從事高校或民間研究機構難以開展的交叉學科綜合性研究。為此，LBL已經建成了5套大科學裝置，同時成立了相應的研究團隊，分別為：先進光源實驗室、能源科學網絡中心、聯合基因組研究所、分子鑄造工廠、能源研究科學計算中心。
在我看來，大科學裝置與大科研團隊形成了LBL十分明顯的規模優勢：一方面在創造科學上，LBL對拓展人類知識邊界形成了強大的沖擊作用，以先進光源實驗室(ALS)為例，在最新披露的數據中，2014～2016年3年間，ALS直接或間接貢獻的研究成果(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學位論文、專利、書籍等)高達3000余件，相當于每天就有3件成果問世；另一方面在社會貢獻上，LBL對發展國民經濟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以2010年的評估結果為例，LBL當年度財務支出約為6.9億美元，雇傭職員3200余名，而其對美國經濟貢獻卻高達16億美元，相當于社會每投入1美元即可獲得2.3美元的收益，同時還為美國創造就業崗位1.2萬個，平均每個職員帶動了3.3個崗位。
可見，國家實驗室的規模優勢不容小覷。我國在布局建設國家實驗室時，應充分考慮大學及大型工業企業的需求及優勢，有效凝聚和整合全國財物資源和科技資源，發揮其國家創新平臺和經濟增長引擎的功能。
LBL差不差錢？我無法概括LBL里所有實驗室或研究團隊的情況，但是我所在的ALS，或者更確切來說，我所在的研究組是“不差錢”的。ALS是LBL擁有的大科學裝置之一，它的人事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在ALS訪學期間加入了楊萬里研究員的課題組。有意思的是，我們雖然有自己的研究課題，但他幾乎從不申請項目以爭取研究經費。這種“不差錢”的局面，背后則有一套制度來保障。根據統計，像楊萬里一樣在ALS工作的職業科學家目前共有175名。而經費的數額和實用情況更是非常公開和透明。
在經費使用上，ALS每年享有美國能源部6000萬美元的財政撥款，其中有約1/3為軟硬件費用，其余2/3為科研人員薪資。值得關注的是，ALS對于科研人員的績效考核十分彈性，他們的薪資水平并不直接取決于其每一年度發表文章、申請專利、完成課題的情況；加之科研經費相對充足，科研人員根本沒什么動力去申請項目、爭取科研經費，這就規避了許多繁瑣的程式化工作。這種持續的大投入和相對寬松的管理，可以使科研人員更多地出于使命和興趣來選擇課題方向，心無旁騖地從事科學研究，而且能讓實驗室在全球范圍內吸引一大批優秀科技人才，有利于催生重大科學發現和顛覆性創新成果。
誰能使用國家實驗室
在LBL工作時，我們經常能夠看到一些游客在工作人員帶領下參觀實驗室。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網站申請到此參觀，程序十分簡單便捷。當然，這只是實驗室自由開放風格的一個小縮影。
作為實驗室的創始人，勞倫斯教授本人十分崇尚自由開放的學術研究氛圍，他認為，具有不同領域專業知識的個人組成團隊一起工作，可更出色地開展科學研究。
同時，在ALS，每年數以千計的科研人員，從世界各地聚集于此，他們作為用戶，借助先進光源開展各種學科的研究工作。美國能源部對ALS進行3年一度的考核，所披露的報告列舉了2014～2016年年間運行的一些基本情況：2014～2016年的3年間，ALS累計接待7320名光源用戶，比上3年累計增長20%。這意味著，在先進光源運行期間，任一時刻都有60～120名用戶在同時使用；在地理分布上，7320名光源用戶中，只有16%來自LBL內部，而34%來自加州其他地區，31%來自美國其他地區，其余19%則來自其他國家。在學科分布上，7320名光源用戶中，約30%來自生命學科，約30%來自材料學科，約15%來自物理學科，約15%來自化學學科，約8%來自地球生態學科，還有約2%來自其他學科。
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這里的研究氛圍，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共同工作的局面，對于學術創新非常重要，這也是國家實驗室發揮平臺性優勢、促進學科交叉、開展綜合研究的一大體現。
先進光源作為大科學裝置，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學科的科研人員原則上都可以申請到ALS開展實驗，以半年為周期，用戶可在上一個半年提交下一個半年的光源使用申請書。根據ALS的統計數據，2014～2016年3年間，ALS年度平均運行時間為5000小時，而每年平均接受的使用申請書則高達1600份。也就是說，平均每份申請書可獲得3小時的使用時間，光源的實驗時間是極其寶貴的。
那么，如何確定時間分配就變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誰能使用實驗室？如何排除人情因素對時間分配的影響？再比如，作為美國國家實驗室，ALS是否會照顧本國的研究應用？
實際上，為了公正合理地分配光源時間，ALS建立了一個十分龐大的專家庫，將申請書隨機提交給數據庫中的若干位專家進行評審。專家則參考申請書中的內容，只依據研究課題的科學價值進行打分，并不會考量申請書的地域、機構而加以區別對待。這種以學術為本的評審制度，使得在光源時間的分配過程中排除了人情因素的影響，確保有限的資源用在最有價值的研究上。這彰顯了美國國家實驗室學術為本的社會責任和價值取向。
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表示，今年將正式啟動組建國家實驗室。這標志著我國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已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但同時他也表示，當前我們建設國家實驗室，關鍵是要做好管理機制設計和領域的選擇。
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模式或制度都不是萬能的，我們需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揚長避短，我們具有后發優勢，應該樹立信心和決心，努力實現彎道超車。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的今天，科技創新的力量已經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核心，中國的國家實驗室建設愈發顯得重要且緊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