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建設的主要特點包括：關鍵實驗室由國家部委直接管轄，實施實驗室主任負責制；人均研發經費較多，非競爭性經費遠多于競爭性經費；實驗室人數由研究需求決定，但總體規模效應明顯；人事管理靈活，擁有大量全球頂尖科研設施；以政府大型科研項目為主攻任務，論文成果及產學合作為副產品；注重評估體系的完整性，強調國家使命的完成情況。建設的核心經驗主要有：完成國家使命，部委直屬管轄，政府資助為主，發揮規模效應，人事管理靈活，主攻大型項目，注重持續評估。為促進我國國家實驗室建設及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建設，應該大力加強國家實驗室頂層設計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以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牽頭加強各部門合作以共建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嚴格落實實驗室主任負責制，加強實驗室與隸屬部門的聯系與對接；以重大項目支持科研設施建設，調整經費撥款方式提高非競爭性經費比重；建設具備一定規模效應的國家實驗室，組建跨學科研究團隊；注重可持續性評估制度設計，評估指標要體現國家使命。
1、從試點運營到創新發展的國家實驗室
2021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完成修訂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實施，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四十八條指出：國家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建設國家實驗室，建立健全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全國重點實驗室為支撐的實驗室體系，完善穩定支持機制。這從法律層面闡明了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綱領，也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實驗室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國家實驗室試點運營已有40年的歷史，在接下來建設國家實驗室方面具有一定的歷史基礎與發展經驗。我國在1984年就開始嘗試建立國家實驗室，最早的國家實驗室是1983年立項、1984年開建、1991年建成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原國家計委批準建設的我國第一個國家級實驗室）、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2003年國家批準建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從1984年到2003年又逐步建立了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國家實驗室（1988年）、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國家實驗室（1991年）、沈陽材料科學國家（聯合）實驗室（2000年，目前已轉為沈陽材料科學國家研究中心），主要依托單位包括中科院、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中國科技大學等；2003年，科技部又批準籌建了5所國家實驗室，實驗室名稱中皆有“籌建”二字；2006年，依托中國海洋大學、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單位建立了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在此之后從2006年到2012年又籌建了10所國家實驗室但是均未被批準立項。2017年《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優化整合方案》指出，現有試點國家實驗室將被組建為國家研究中心，納入國家重點實驗室序列管理，這就明確了前期建設和籌建的國家實驗室的性質，同時指明了這些實驗室的未來去向。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2017年8月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優化整合方案》，標志著我國國家實驗室建設邁上了新臺階，該文件提出按照中央關于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的要求，突出國家意志和目標導向，采取統籌規劃、自上而下為主的決策方式，統籌全國優勢科技資源整合組建，堅持高標準、高水平，體現引領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成熟一個，啟動一個。同年10月，上述三部門出臺《“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基地與條件保障能力建設專項規劃》，在“建設目標”部分明確了要布局建設若干體現國家意志、實現國家使命、代表國家水平的國家實驗室。上述文件的出臺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不僅明確了前期批準立項的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籌）歸為國家重點實驗室，而且國家研究中心也將納入國家重點實驗室管理序列；同時，即將建設的國家實驗室則處于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核心位置，引領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向國家科技創新基地體系轉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雖然國家實驗室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獲得了一些經驗，但當下我國國家實驗室建設在規劃層次、投入機制、管理體制、布局方向、評估體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頂尖國家實驗室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如在滿足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重大科技難題攻關、推動科技管理體制創新、吸引與培育國際頂尖人才、重大國際獎項如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獲評、大科學裝置和大型科研設施建設與共享、產學研合作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基于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的建立與發展、投入與布局、運營與管理、評估與改革等方面的經驗，分析了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建設的主要特點、核心經驗與頂層設計的模式，期望對我國國家實驗室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2、當前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建設的主要特點
2.1 關鍵實驗室由國家部委直接管轄，實施實驗室主任負責制
從隸屬關系來看，多數關鍵的國家實驗室直接隸屬于政府機構，受到國家部委的直接管轄，部分國家實驗室采用了“委托管理”的方式。這就使國家實驗室的地位較為凸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權力層層下放導致的發展低效問題。具體來看：
美國的國家實驗室一般直接隸屬于能源部、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農業部、衛生部和國家航空航天局等聯邦政府部門，隸屬單位覆蓋較廣、均衡，且很多部門如國土安全部都有直接管轄的直屬國家實驗室。
英國的情況基本與美國類似。
德國的公立研究院所大多以國家意志為服務目標，完成政府和社會的重大科研任務，可視為德國的國家實驗室體系，包括從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基礎研究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學會（簡稱馬普學會）、從事應用研究的弗朗霍夫學會、從事綜合性跨學科戰略研究的亥姆霍茲聯合會。作為德國最大的國立科研機構，德國亥姆霍茲聯合會是由德國原本各自獨立、學科分散的機構逐步匯聚而成，現由18個德國國家實驗室構成。
法國國立研究機構眾多、類型多樣，比較著名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隸屬于法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在法國及全球共有1144個研究實驗室。
在管理模式上，美國國家實驗室主要實行GOGO（政府所有、政府管理）、GOCO（政府所有、委托管理）的管理體系，其中GOCO模式的委托管理單位一般為大學、企業、研究機構聯合體等，這從形式上看較為多樣，但最關鍵的實驗室還是直接掌握在國家政府部門手里，比如美國國土安全部和NASA的國家實驗室。
在管理體制方面，直屬管理和委托代管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頭管理、層級不明、權責不清等問題，同時還通過經費審批制度等形式確保了國家實驗室與宏觀管理單位之間的緊密聯系。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嚴格實施實驗室主任負責制，下屬各研究中心都要服從實驗室主任的領導，實驗室在人事、財務、招聘、資產等方面享有充分的權力，而這些權力又會受到依托單位、主管部門、國會以及實驗室自身等多主體的各種監督。
此外，美國很多國家實驗室都是成立于二戰時期及與蘇聯進行國際競爭的過程中，部分實驗室直接以人名、地名或者項目名命名，如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就是成立于1967年并在1974年為紀念美國物理學家費米更名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國家實驗室的榮譽感與使命感、激發科研人員的科學精神。
2.2 人均研發經費較多，非競爭經費遠多于競爭經費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況下，美國研發經費還有增加的趨勢，德國也承諾在2030年前向科學機構額外投資180億美元，英國政府宣布將研究資助從現在每年110億美元增加到269億美元。
以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為例，2019財年共計投入經費66億美元，能源部17個國家實驗室總計員工70096人，人均投入經費約60.86萬元人民幣。依托曼哈頓項目成立于1943年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2019財年預算為20億美元，員工有包括來自60多個國家的100多個學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5100名，管理和經營承包商為UT－BattelleLLC，人均投入經費約253.48萬元人民幣。美國國家強磁場實驗室基礎研究總投入達到1.92億美元（約為人民幣12.41億元），2019財年預算總計達到58813194美元（約為人民幣3.8億元），按照實際員工數715人（2017年）計算，人均投入約53.17萬元人民幣。
根據歐洲研究排名（European Rsearch Ranking）的數據，1939年建立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項目總數位列歐洲研究機構第一，人均參與項目經費也是歐洲第一，財政預算為33億歐元，86.5%的經費用于實驗室，77%的資源來自公共服務補貼，而23%的資源來自CNRS產生的收入（研究合同、提案征集、服務提供等資金）；其收入有一半來自研究合同，三分之一來自項目或研究計劃資金，與私營公司簽訂的研究合同略多于1/10；CNRS擁有近33000名員工，其中包括15000多名研究人員、14000名工程師和大約4000名技術人員，人均經費投入約為77.52萬元人民幣。
德國亥姆霍茲聯合會年度科技經費超過45億歐元，70%是由聯邦政府和所在地州政府直接劃撥的基礎科技經費，30%屬于第三方競爭性經費，全體員工約為4萬人。
可見，發達國家的頂尖國家實驗室有著大量的財政支持，人均研發經費較高，此外實際上非競爭經費遠多于競爭性經費，對于初期建設的實驗室而言尤其如此，這為深入開展基礎研究奠定了基礎。
2.3 實驗室人數由研究需求決定，但總體規模效應明顯
實驗室人數由研究需求決定，但是完成國家大型科研項目必然需要國家實驗室具備一定的規模效應。
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人員總數為70096人，17個國家實驗室平均人數為4123人，平均人數是我國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平均人員數量的26.77倍。具體來看，美國現有的能源部國家實驗室人數最多的國家實驗室和最少的國家實驗室分別為10600人和450人，總體規模都比較大。與美國能源部關系緊密的美國國土安全部下屬的國家實驗室辦公室（ONL）維持和擴大國土安全部國家實驗室與美國能源部的國家實驗室以及其他政府研究機構的關系，國土安全部5個內部實驗室包括化學安全分析中心、國家生物防御分析與對策中心、國家城市安全技術實驗室、梅花島動物疾病中心、運輸安全實驗室。這五個實驗室和相關場所的超過650名聯邦和合同員工分布在美國5個州（AL，FL，MD，NJ和NY），它們與美國能源部和農業部關系緊密，是當地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的重心。另外，目前國土安全部按照美國農業部的任務要求建立國家生物和農業防御設施（NBAF），截至2021年8月，12.5億美元的NBAF項目完成約97%。此外，美國國土安全部目前還下屬卓越中心、國土安全研究與分析研究所、國土安全系統工程與發展研究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下屬10個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分別是艾姆斯研究中心、阿姆斯特朗飛行研究中心、格倫研究中心、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噴氣推進實驗室、約翰遜航天中心、肯尼迪航天中心、蘭利研究中心、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斯坦尼斯太空中心，僅蘭利研究中心就有約3400名聯邦員工和承包商。
美國國家實驗室通過以下方法來確保實驗室研究方向的特色：國家實驗室的預算要經過美國國會批準，實驗室要對自身預算提出合理規劃和評估；國家實驗室所屬的部門如美國國土安全部下屬部門ONL會對本部門所屬實驗室以及與其他部門所屬實驗室之間的關系進行評估與協調；國家實驗室會承擔所屬部門和其他部門的大型科研項目，這些項目一般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聯系緊密，依托大型項目能夠保持實驗室的研究特色和充足的研究經費。
2.4 人事管理靈活，擁有大量全球頂尖科研設施
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在人事招聘與管理方面相對比較靈活，實驗室除了有聯邦員工也就是有編制的員工作為固定人員之外，還會招聘一些合同制員工，這些合同制員工涉及研究工作、行政管理、技術支持等工作類型，在合同到期后需要根據員工意愿和評估結果確認是否能夠進一步合作。
以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為例，目前7萬人的人員總數中技術研究人員不到3萬人，占比不足50%，加上博士后、研究生和實驗室資助的本科生共計3.6萬多人，其余人員與人數分別為高級領導247人、技術管理人員4962人、運營管理人員3144人、運營支持人員25061人。
在薪資方面，以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為例，該實驗室的平均工資為83008美元，中位數工資為73520美元，工資范圍為49500美元至206900美元，薪水與實際工作職位相關。多數實驗室都有獨特的、在全球頂尖的科研設施，如阿貢國家實驗室擁有全球頂尖的Argonne領導力計算設施（The Argonne Leadership Computing Facility），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大規模交通模式。
另外，國家實驗室利用這些大型實驗設施與產業界進行了緊密的合作，在提高實驗設備使用效率的同時還增加了經濟收益和影響力，它們在開放使用方面有著較為完善的流程，如與美國能源部的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合作可通過技術合作伙伴計劃和各種協議類型經過7個分步過程開展，分別是討論項目建議書；確定項目是否符合條件；制定工作說明書，審查和/或批準；審查和談判；簽署協議；匯款并開始工作；管理承諾。一些頂尖國家實驗室會歡迎全球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但是在利用他們的科研設施方面有著一套嚴格規范的流程，管理制度比較完善。
2.5 以政府大型科研項目為主攻任務，論文成果及產學合作為副產品
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一般都是建立在大型科研項目的基礎上，例如美國曼哈頓項目的實施誕生了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等，直至現在美國國家實驗室還有十分強烈的項目制色彩。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五個實驗室目前基本都是在政府的各類項目支持下開展研究的，這類項目一般工程量大，是關系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項目；NASA下屬的國家實驗室也是主要根據項目的需求來展開研究的，同樣也是大型項目或其子項目。國家生物防御分析與對策中心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創建的第一個國家實驗室，自成立以來國家生物防御分析與對策中心及其150多名員工填補了需要捍衛公眾免受恐怖主義行為侵害的在生物學方面科學知識的嚴重不足，同時它也是德特里克堡國家生物研究機構間聯合會（NICBR）的合伙人。2006年成立的化學安全分析中心負責識別和評估美國的化學威脅與脆弱性并對潛在化學危害做出回應，以杰克·兔子項目（Jack Rabbit）為主要優勢回應各部門需求，從2010年至今已開展了Jack Rabbit I、Jack Rabbit II、Jack Rabbit III三期連續性項目工作。國家城市安全技術實驗室在測試和評估以及研發方面開展活動幫助急救人員準備、保護和應對國土安全威脅。運輸安全實驗室核心任務是通過研究、開發和驗證解決方案來檢測和減輕簡易爆炸裝置的威脅，從而加強國土安全。梅花島動物疾病中心是美國唯一可以研究活口蹄疫病毒（FMDV）的實驗室，該實驗室及其近400名員工共同提供了一系列在疫苗研發、診斷、培訓和生物法醫學等方面的不可或缺的準備和響應能力。正在建設的NBAF是在美國目前尚沒有最大生物收容（BSL－4）空間實驗室設施用于研究影響大型牲畜的嚴重人畜共患病的情況下建立的，將加強美國進行研究、開發疫苗、診斷新興疾病以及培訓獸醫的能力。
可見，美國國土安全部各個國家實驗室之間各司其職，共同致力于滿足部門需求，并通過科學技術局下的創新與合作辦公室與政府機構、行業、外國合作伙伴以及學術界保持聯系，具有系統性。值得注意的是，與產業界的合作大都是項目或者合同任務完成的附屬產品，并不是國家實驗室的主要工作任務。大型項目的開展催生了美國國家實驗室一大批國際一流的科研設施，這又使其具有開展高深研究和產學研合作方面的優勢，從而吸引了全球頂尖人才來進行學術研究與交流合作。國家實驗室研究方向也會根據國家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有所調整，但是每個國家實驗室在研究方向方面的先進性、前沿性以及緊跟國家戰略需求的根本使命是沒有變化的。
2.6 注重評估體系的完整性，強調國家使命的完成情況
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在評估方面與我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評估體系、評估標準、評估流程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別。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評估由實驗室所屬政府部門、國會、實驗室自身、依托單位等主體共同開展，國家實驗室所屬部門如國土安全部通過下屬部門國家實驗室辦公室（ONL）對國土安全部國家實驗室進行宏觀管理，對實驗室的運行情況進行監督；國家實驗室根據實驗室發展情況制定經費預算并經國會批準，國會對政府各部門及其所屬國家實驗室的經費預算享有決定權；有的實驗室依托于研究型大學等單位，實驗室在開展自我評估時還要與大學開展合作。
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評估體系不僅參與主體較多，同時美國國會作為最高立法機關還要審核國家實驗室的預算，國家實驗室的所屬政府部門還有專門的辦公室對實驗室的發展進行評估、調整與引導。對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評估相對來說較為簡單，主要核算其當前項目的進展情況、未來承擔某些項目的可行性以及實驗室的產學研合作情況等，評估流程相對簡易，實驗室主任負責制使得實驗室主任在其中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同時實驗室所屬政府部門會進行把關。從歷史角度來看，美國國家實驗室主要是因為承擔美國政府的重大科研項目而建立和發展的，直至現在其運行模式大都未有根本改變，科學研究生產的論文、產學研合作帶來的收益對于實驗室本身的使命來說都是其次的、只是附加成果，國家實驗室一直將致力于為其所屬政府部門如能源部、國土安全部、國防部的需求服務，因此對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評估也由其所屬政府部門以及國會承擔主要責任并通過評估使得實驗室發揮自身的使命。
3、國家實驗室建設的核心經驗與頂層設計
3.1 核心經驗
在成立原因方面，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多是國家為從事國際競爭出于軍事、科技、經濟等目的設立，如美國在二戰期間為研發原子彈迅速成立的國家實驗室。
在管理方式方面，國家部委因國家使命需要設立以項目攻堅為主的國家實驗室，關鍵實驗室皆由國家部委直接管轄，同時充分發揮實驗室主任負責制。
在經費投入方面，國家實驗室的投入以政府資助為主，其他競爭性經費為輔，通過經費使用充分體現政府在其中的主導作用。政府投入大量研發經費，根據項目和任務的進展情況調整年度經費的使用計劃。實驗室擁有大量非競爭性經費，主要成員不必耗費大量寶貴時間申請競爭性經費。
在人員規模方面，國家實驗室的人數由研究需求而決定，多數頂尖和關鍵實驗室少則百人、多則千人，從總體上看規模效應明顯。
在核心能力層面，人事管理較為靈活，研究人員、技術人員、支持人員等人員類型多樣，全職、兼職根據情況設立，注重跨學科團隊的組建，在大規模經費支持下擁有全球頂尖科研設施并在世界范圍內享有聲譽、吸引人才。
在工作任務層面，國家實驗室一般以不同國家部委的大型科研項目為主攻任務，深刻凸顯了國家實驗室的“國家使命”，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政府部門科研任務的完成情況是主要關注和考核的重要內容，在完成“國家使命”的過程中產生的科研成果則是核心工作任務的“副產品”，而這些“副產品”因依托大型科研設施因而也是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獨特性的。
在評估體制方面，對國家實驗室的評估由其所屬部委等單位主導，根據國家科研任務和項目的完成情況調整經費預算，并通過部委下設國家實驗室辦公室等機構來協調不同實驗室之間的關系，評估注重將短期評估與長期評估相結合進行可持續性評估，評估注重考查國家實驗室國家使命的完成情況。
在成立原因、管理方式、經費投入、人員規模、核心能力、工作任務、評估體制方面，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具有如下核心經驗：完成國家使命，部委直屬管轄，政府資助為主，發揮規模效應，人事管理靈活，主攻大型項目，注重持續評估。其中，完成國家使命、部委直屬管轄和政府資助為主，奠定了國家實驗室發展的基調，整體上確保了國家實驗室能夠按照國家戰略需求的目標方向發展；發揮規模效應和人事管理靈活，促使國家實驗室在運營層面可以充分發揮和保障實驗室的基本功能和主體地位，能夠有效針對不同政府部門和單位的具體需求調整自身的組織形式；完成大型項目和注重持續評估，從實踐層面進一步確保了國家實驗室圍繞“國家使命”來開展工作，可以通過評估調整國家實驗室發展的具體方案。
3.2 頂層設計
美國著名科技政策研究專家克羅教授和博茲曼教授指出，制定政策的模式需要具備以下原則：體現主體原則；體現系統原則；體現辨證發展原則；體現比較優勢原則；體現機會成本原則。但是，對于任何國家來說，國家實驗室從建立到運營都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不同國家因基本國情、政治體制、科研基礎等方面的不同國家實驗室在具體實踐層面會有不同的體現，即使美國的國家實驗室也面臨著一定的發展問題。但不管怎樣，加強國家實驗室的頂層設計是最基礎、最根本的工作，這直接關系著國家實驗室的發展方向及運營情況。研究發現，國家實驗室在頂層設計方面具有如下特點。
由國家相關部門提出主要研究訴求，主要研究訴求要經過反復論證，并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得到確認，提出建立某種類型的國家實驗室的基本構想。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相關部門對國家戰略需求的把握至關重要，同時也需要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然后，經過綜合評估選擇合適的科學家或者科研團隊，相關部門向科學家或者科研團隊解釋自身的研究訴求及其重要意義，在獲得肯定回復的基礎上進一步協商國家實驗室運行的整體準則，如國家實驗室的發展目標、定位選址、經費保障、科研團隊、任務考核等。
發揮國家實驗室具體事務主導作用的首席科學家就需要根據研究的需求組建國家實驗室的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的構成要涉及到主要研究方向的PI選擇問題、不同PI之間的科研協作問題、經費的分配使用問題等。在這一過程中，實驗室主任仍然與實驗室所屬部門進行充分的溝通與協調。
國家實驗室完成國家戰略需求相關任務，在這一過程中考核與評估就顯得尤為重要，評估體制的設計要根據國家實驗室的發展階段、任務類型有所不同。關鍵之處在于，評估機制的設計是在充分體現國家使命和部門意志的基礎上完成的，評估指標的設計是根據任務類型確立的，同時將短期評估和長期評估結合起來進行可持續性評估。
在國家實驗室完成使命之后再考慮國家實驗室的未來發展問題，如發展方向問題、依托關系問題等，進一步發揮國家實驗室在某些領域的引領作用。基于上述經驗，嘗試提出我國國家實驗室建設的頂層設計思路如圖一所示。
4、對我國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建設的啟示及建議
在當前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國外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經驗對于我國國家實驗室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然，國情和國體之間的差異、國家意志和使命的不同也會體現在國家實驗室建設的過程中。基于對國外頂尖國家實驗室發展的主要特點、核心經驗與頂層設計的分析，提出我國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建設的若干政策建議。
4.1 大力加強國家實驗室頂層設計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
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指出，社會政策問題的建議基礎可以是從經驗主義到系統的應用研究，包含：從以前積累的研究中得出的標準化實踐、以專門研究為基礎提出建議等。在歷史分析與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要重視國家實驗室頂層設計的理論研究，為國家實驗室的制度設計提供重要歷史與哲學基礎；也要重視實證研究，分析前期國內實驗室尤其是國家級實驗室建設中的問題，為接下來國家實驗室的制度設計提供經驗材料。也就是說，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提出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具體建議或者意見。
4.2 以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牽頭加強各部門合作以共建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
當前國家實驗室建設主要協調單位為科技部，建議以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牽頭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合作，了解其他部門在推動國家戰略實施、服務國計民生、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計劃與需求，協調共建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同時，為了更好地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在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的指導下，科技部及各部門可以下設國家實驗室建設辦公室類似的機構，用來處理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各種綜合事務。以科技部為協調單位加強部門間的協調，對國家實驗室的目的使命、發展類型等進行設計、規劃與論證，形成國家實驗室創新發展體系，更好地發揮國家實驗室的引領作用。
4.3 嚴格落實實驗室主任負責制，加強實驗室與隸屬部門的聯系與對接
要嚴格落實權責統一的實驗室主任負責制。從前期建設國家級實驗室的歷史經驗來看，實驗室運營發展中的多項權力如招生、招聘、財務等還是主要依托于大學或者各類研究所甚至其二級單位，導致實驗室主任不能夠以實驗室為單位更好地處理與協調各種工作，一言以蔽之，實驗室主任負責制總體落實情況不夠到位。另外，權力層層下放導致國家級實驗室與宏觀管理部門的交流與溝通不夠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驗室的長久發展。因此，接下來國家實驗室建設要嚴格落實實驗室主任負責制，加強實驗室與隸屬部門之間的聯系與對接，及時根據實驗室運營情況調整實驗室的發展規劃。
4.4 以重大項目支持科研設施建設，調整經費撥款方式提高非競爭性經費比重
要加大國家實驗室的研發投入，通過重大項目的形式為國家實驗室的發展提供穩定經費，以此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大型科研設施，形成具有研究特色和基礎研究能力的科研團隊。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蔡榮根院士指出，國際上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一般占研發投入的15%左右，最高達到20%，而我國長期停留在5%左右；我國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1%以下，而美國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50%以上，日本在30%～40%。通過調整項目經費的方式可以降低國家實驗室競爭性經費的申請壓力，使研究人員能夠專心從事實驗室的大型項目研究。
4.5 建設具備一定規模效應的國家實驗室，組建跨學科研究團隊
要建設具備一定人員規模的國家實驗室，實行靈活的用人制度以適時調整實驗室的研究團隊，在此基礎上發揮國家實驗室的規模效應。愛迪生1915年5月曾在《紐約時報》指出：政府應當維持具有超大規模的研究型實驗室……只有依托這類實驗室，才能……開發那些沒有海量投資就無法獲得進步的陸軍和海軍所必需的技術。國外具備世界水平的國家實驗室規模一般都在幾百到幾千人，且具備跨學科的研究團隊。因而，要充分發揮實驗室主任的領導作用，組建跨學科研究團隊，通過靈活用人制度針對國家戰略需求靈活調整團隊結構，確保國家實驗室的研究方向能夠與國家戰略發展目標相匹配。
4.6 注重可持續性評估制度設計，評估指標要體現國家使命
評估制度能夠發揮“校準”與激勵作用，有效調整評估對象的目標與行動。國家實驗室建設要注重國家實驗室評估制度的設計，構建基于國家戰略需求與政府部門發展利益的評估制度，將短期評估與長期評估相結合，注重可持續性評估制度的設計。評估只是形式，目標在于促進國家實驗室的良性發展。評估指標的設計可在咨詢專家、智庫的基礎上以我為主，根據國家實驗室的發展目標與類型設計多樣化的評估方法
